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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时代的美国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

发布日期: 2019-06-17

内容提要:美国的全球性主导地位,主要是在20世纪尤其是冷战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与战后以来美国一直奉行的全球战略及其所体现的主流安全观念和战略思想息息相关。在冷战时期,美国有两位最重要的战略家(凯南和尼采)、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文本(“长电报”与NSC号文件)。这两人和两个文本对战后以来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的主要特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尼采的思想更能代表冷战时期逐步形成的一套主流战略观念,即立足于“最坏假设”,强调实力地位,偏重军事手段,追求绝对安全,秉持道德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优越论。这套战略观念既成就了美国的超强地位,也造成了美国霸权的困境,是理解当前和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条重要历史线索。

关 键 词:美国,安全观念,战略思想,冷战,乔治·凯南,保罗·尼采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及新兴大国群体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15AZD027),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新兴大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机遇与作用”(2013ZDAXM007)。

作者简介:石斌,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  

  

据说丘吉尔曾经说过:“后顾愈深,前瞻愈远。”关于美国的对外战略与对外行为,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至少可以知道、也应该知道过去已经发生了什么,或许能够从中获得某些启示。

在冷战结束将近三十年之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与结果,是美国全球性主导地位的建立和巩固。美国这种独特地位,总的来说主要是在20世纪尤其是冷战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与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所面临的挑战及美国反应方式有关的许多基本问题,就其历史根源而言,也大多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

因此,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就是:战后以来美国全球性主导地位的确立、巩固或维系,与冷战的形成、展开、转型和终结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或调整之间具有何种联系?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战后美国历代战略精英如何界定美国的利益、如何判断内外威胁与挑战、如何评估本国能力并做出战略选择,以达到确立、巩固或护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目的?

要理解这些问题,至少需要考察彼此相关的两条基本线索:其一,战后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行为的历史脉络与基本事实;其二,美国政策设计者和决策者的战略思想及其社会历史与文化根源。本文将着重讨论后者,并以冷战时期最重要的两位美国战略家(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和最重要的两个思想文本(“长电报”和NSC号文件)为例,就战后以来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观念以及战略传统所具有的重要特征及其深远影响提出几点看法。

一、美国全球战略:两大主流观念的分歧与融合

二战结束后至今,或者更简洁地说,战后以来,美国的战略家大多集马基雅维里主义与威尔逊主义思想于一身,都处于这两端之间的某个位置,或偏重前者,或靠近后者。无独有偶,战后以来美国的全球大战略,依靠的也是两大支柱:以武力、遏制、均势、核威慑、同盟体系等要素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战略和以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边贸易体制等要素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战略①。

无论是保罗·尼采、乔治·凯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还是冷战后红极一时的新保守派战略家,如果仅仅就他们对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国际政治的冲突本质和国家对外行为的利己主义所持的悲观立场,以及对实力地位(包括武力和武备)的推崇而言,他们都是人们一般所理解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如果就他们对美国意识形态、价值观或生活方式之合理性和优越性所持的基本信念而言,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威尔逊主义者。但这两种思想成分在他们身上的比例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因而他们的政策主张也不会完全一样。

我们姑且把威尔逊和马基雅维里视为国际政治思想之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代表。如果以他们为坐标的左右两端,那么可以说,凯南是一个传统现实主义者,大致处于坐标“中间到中间偏左”的位置。他推崇的是道义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倾向于把苏联视为与美国一样追求自身利益的传统大国。对于冷战的前景,他既主张基于西方实力与活力的竞争与遏制,也强调美国的自我克制和表率行为所产生的积极效应。

杜勒斯处于“中间偏左”的位置。他崇尚武力,信奉核威慑的力量,但又有明显的道德主义、法理主义倾向。杜勒斯反对苏联,是因为他憎恶苏联体制,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价值观外交癖好。他强调武力和武备,理由是这个世界上“坏人”“恶人”太多,“恶人总是恨好人”,而且不讲任何规则,因此武力是“正义”和“正义者”的最后保障。就此而论,杜勒斯的外交思想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

小布什时期的新保守派,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方面无疑是威尔逊主义者。在他们眼里,世界也是一分为二,正邪势不两立。他们坚信,对“坏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因此他们十分崇尚武力。他们需要的不只是“武备”,还信奉“武力解决”。新保守派的外交哲学和战略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用武力来推广意识形态”,因此他们被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武装的威尔逊主义者”②。实际上,他们并不打算平衡或“调和”威尔逊式的自由国际主义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满足于在这两端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而是有选择地把前者的“道德”追求和后者的“权力”逻辑都推向极端,然后又硬凑在一起,试图一个屁股坐两张凳子。实际结果是,他们堕落成了黩武主义者。一方面,他们是马基雅维里主义热忱然而并不合格的信徒,他们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马基雅维里为政治和道德所预设的前提和底线,同时也混淆了它们之间的界限。他们是极端、过头的现实主义者,不妨称之为“超级现实主义者”(hyper-realists)。另一方面,他们狂热信奉“美国至上”“美国使命”,确信美国式民主的普遍价值,主张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来界定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竞争。总之,他们雄心勃勃,对未来非常乐观,坚信其政治理想与政治行为能够改变世界,因此他们又是“超级理想主义者”。

相比之下,尼采的立场“中间偏右”,这在多数情况下可能更贴近美国政治精英的主流立场。在战略辩论中,尼采通常没有明显的党派(民主党或共和党)、“学派”(理想主义或现实主义)或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立场,因此经常遭到来自左右两个极端的批评。

尼采总是从“最坏假设”出发来思考战略问题,就此而论他可能更接近原初意义上的马基雅维里主义。马基雅维里认为,就道德思考而言,我们必须假定人类既不是非常良善,也不是非常邪恶,而且圣贤与恶魔都非常少,从而在非常好与非常坏之间思考。如果人天生非常善良或者非常邪恶,其行为都是很容易预见和理解的,如此一来,道德思考也就多余了。然而,政治思考(且仅限于政治思考)要有实际意义,就必须假定人往往非常坏。审慎明智的政治家总是将他周围的人往最坏处想③。总之,面对政治领域的各种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必须随时做最坏的打算、最充分的准备。

如果说杜勒斯反对苏联,是因为他“仇恨”苏联或者说苏联所代表的极权主义体制,那么,尼采对苏联首先是不信任,其次才是不赞同。尼采同样相信,在美苏这场较量中,美国代表了正确的一方,但尼采没有杜勒斯那么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除了作为“时代产物”和“集体成果”的NSC68号文件,尼采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个人言论其实并不以道德言辞和意识形态话语着称,而是以经验数据和逻辑推理见长。在80年代中后期,尼采战略论述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更是大为消退,更多的是关于全球战略格局与世界秩序走向的冷静思考。尼采并不认为苏联人一定是“坏人”,主要是认为苏联的行为具有不确定性:首先,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任何国家是完全可靠、值得信任的;其次,苏联所拥有并且仍在追求的权势,是任何现实主义者都必须面对的现实;最后,尽管没有杜勒斯那么极端,但尼采同样重视(至少比凯南更重视)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制度性矛盾,认为这个因素大大增加了苏联的不确定性和美苏之间的不信任感。总之,尼采战略思想的重点,就军事层面而言,在于如何防患于未然,而非军事上的积极进攻,是“武备”而不是“黩武”即滥用武力;就政治意识形态而言,在于如何维护和发挥美国式民主对西方的凝聚作用以及对“他者”的“表率”和吸纳作用,而非激进、盲目的意识形态扩张。

尼采相信,真正的现实从来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复杂、多维的,现实主义的极端化形式恰恰会脱离现实。作为一位华尔街出身的富翁和成功人士,尼采显然比那些极端的或者自封的现实主义者更加务实。这至少表现在:首先,他并不迷信核威慑战略,至少不会像某些“技术迷”或“书生战略家”(更委婉的说法是“文人战略家”“冷战知识分子”)那样,认为这个东西是万应良药。所以他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嗤之以鼻。其次,既然战略核力量或核威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局部冲突等实际问题,那么,他认为,在保持充足核威慑能力的前提下,理应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常规战争能力,无论是在欧洲核心地区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这才是真正有效、实际可用的安全保障力量。尼采的这种战略思想几乎是一以贯之的。

1.“鹰”与“鸽”:美国冷战战略的两个思想坐标

尼采和凯南是冷战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两位美国战略家,大概也是对美国冷战战略影响最大、最为持久的两个人——尽管凯南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不再担任公职,而尼采直到1989年4月才正式从国务院退休。两人分别活了97岁和101岁,是名副其实的“冷战老人”,见证、参与甚至“塑造”了冷战历史。

尼采的孙子尼古拉斯·汤普森认为,尼采和凯南是美国冷战政策“鹰派”和“鸽派”的两位代表。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则把凯南和尼采称之为“冷战时期的亚当斯与杰弗逊”④。《新闻周刊》的书评甚至认为,尼采和凯南代表了美国外交的“阴阳两极”,因此他们是研究美国冷战政策的一个非常理想的“聚焦点”。

凯南既是一位对苏联社会有亲身体验的职业外交家,同时也是一位对世界历史、包括苏联历史有精深研究的历史学家。其思想和思维方式有浓厚的象牙塔气息,集知识分子特有的天真与执着、谦卑与自负于一身。尼采的思想则更多地来自经验而不是书本,有决断力,重视协作,讲求效率,更相信数据和事实而不是直觉,在思维方式上更像一位精于算计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⑤。

凯南认为,杜鲁门主义的冷战言辞过于夸张,以“自由”为名在世界所有地区抵制共产主义,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他不认为有关自由民主或其他任何目标含混的理想主义言辞有什么内在价值,也不相信美国一贯正确、无所不能之类的神话。美国并不是什么天生“仁慈的”国家,也会发动战争,不管是出于邪恶还是愚蠢。凯南认为,作为人类,苏联人和美国人其实并无本质区别。这些观点都非常符合现实主义者的特征。如果说尼采信奉的格言是“想要和平,那就准备战争”,那么凯南的信念就是,“想要和平,那就采取和平的行动”。凯南反对军备竞赛,希望美国在裁军谈判中做出让步和妥协,他把冷战竞争的结局更多地寄托在苏联的内部变化上。这种立场很容易被认为过于软弱,抑或过于理想化。

相反,尼采可能有点愤世嫉俗,对苏联人的认识有些妖魔化,也比凯南更重视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制度性矛盾,因此并不认为杜鲁门主义的意识形态词藻有什么不妥。尼采认为美国的战略是防御性的,苏联则不然,因此必须使美国的军事力量具有更强的“存活率”,使苏联不敢发动第一次打击。尼采对美国理想和美国榜样的力量深信不疑,认为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有责任运用自己的力量改造世界。

但另一方面,凯南同样信奉自由民主理念与制度的价值,也正是他最早呼吁西方保持坚定立场,遏制苏联的扩张,否则所谓“遏制之父”,岂非浪得虚名!凯南并非和平主义者,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发生后,凯南甚至建议美国开战。同样,按照汤普森的说法,如果说尼采在90%的情况下都专注于如何进行冷战对抗,那么在10%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最后阶段,他主要致力于如何减少这种对抗。例如他希望避免朝鲜战争的扩大,希望美国尽快从越南脱身,希望与苏联达成军备控制协议⑥。

凯南学识渊博,思想深邃,极富洞见。对于冷战的发生和结局,对于德国的分裂和北约的成立给欧洲造成的后果,以及核军备竞赛的展开、中苏最终走向分裂、美国对越南政策的失误……他似乎都早有预见。但他在后半生基本上扮演的是一个“局外人”和批评者的角色。

尼采的强项是他的组织能力、对逻辑性的坚持以及忍耐力。没有人比他更熟悉军备事务,也没有人比他更善于从华盛顿的不同政治派别中找到政策盟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见风使舵,或者总是能够左右逢源,例如他并不擅长处理与上司的关系,从罗斯福到老布什,十位总统有六位与他的关系最后都变得疏远了。不过尼采毕竟是华盛顿政坛有思想、有人脉、甚至还很有钱的“实力派”,他绝对不会像凯南那样,因为受到挫折就从此销声匿迹,用国务卿舒尔茨的话说,“总统们来来去去,而尼采每年都在那儿”⑦。

尽管被贴上“鹰派”或“鸽派”的标签,两人其实有许多共同点。按照汤普森的看法,冷战本身就有许多灰色地带,并非总是黑白两道,一正一邪泾渭分明。凯南和尼采的思想,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人都希望避免大国之间的战争,尤其是核战争。更重要的是,都以美国的利益为思想出发点,只是对于如何才能达到这些目的,他们有尖锐的分歧,而且都认为对方的主张,“事实与逻辑完全脱节”,大错而特错,只会给美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灾难⑧。他们就战略与外交问题争论了三十多年,特别是在如何对付苏联的问题上,代表了“几乎正相反的观点”⑨。

凯南认为尼采有时简直幼稚得“像个孩子”,“只愿意相信他眼前看到的东西。对价值、意图等无形的事物毫无兴趣”⑩。尼采则认为凯南过分轻信与苏联的“和解”。其实,尼采并非不在乎苏联的“意图”,只不过他更关心苏联的长远意图和根本目标。尼采也并非不重视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等“无形的事物”,NSC68号文件同样明确指出,西方“在价值观等无形因素方面所遭受的损失”,在许多方面“比已经遭受的物质损失更具有破坏性”,自由民主制度在“任何地方的失败”都意味着在“所有地方的失败”(11)。NSC68号文件的意识形态色彩,丝毫不亚于其军事色彩。因此,就美国冷战战略的政治基础与意识形态目标而言,尼采与凯南实际上并没有根本的分歧。

2.“长电报”与NSC68号文件:美国冷战战略的两个经典文本

凯南和尼采都经历了两次大战并在二战中崭露头角,一起参与了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例如应对德国分裂、制定马歇尔计划、研发氢弹决策。两人先后担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一职,冷战史上最重要的两份文件,即“长电报”(1946年2月)和NSC68号文件(1950年4月),就是他们先后提出的。比较一下他们为冷战史留下的这两份最重要的遗产,特别是它们对冷战的展开和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们虽然在冷战战略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目标等方面有许多一致或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重要区别,尤其是在如何扞卫西方的利益和价值、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途径和手段上,代表了冷战时期美国外交与战略思想界长期并存、相互竞争的两种思路或“两条路线”。

第一,两份文件的出台都有其特殊背景。凯南发给华盛顿的“长电报”,是在斯大林的一次重要讲话之后。这次讲话宣称资本主义正在对苏联实施战略包围,与资本主义大国的冲突不可避免。相关背景还包括苏联拒绝加入新近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伊朗和希腊发生的危机。NSC68号文件的设计背景则是苏联成功进行了核试验,美国的核垄断被打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失去”了中国。对美国来说,这些都是相当严重的事态。因此,两份文件的宗旨都是对美国的安全与战略环境特别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所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作出评估,并就美国的国家安全基本战略,包括战略目标、战略手段、可用的资源等提出建议。

第二,两份文件所体现的政治原则,或者说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都是政治现实主义的路数。其中充斥着国家利益、实力分配、体系结构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权力政治语汇与逻辑,其政策药方也是基于成本收益、利弊得失等国家理性选择模式。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刚刚过去不久的大战已经使红极一时的威尔逊式理想主义声誉扫地,现实主义思想在战后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观念,尤其是在战争、战略与安全领域。凯南与基辛格一样,一般被认为是战后时期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尼采的思想虽然更为复杂,在安全尤其是军事安全问题上也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但另一方面,两份文件又都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对而言NSC68号文件更加突出。这看似矛盾,实际上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冲突本身也是冷战的一大特征。

第三,尽管两份文件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政治现实主义及其权力政治思维的特征,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世界政治观念与安全理念,它们对世界政治的本质和解决安全困境的途径所持的看法大不相同。

在理论的层面,现实主义有若干分支,就类型而言至少有传统主义与结构主义之别,就“成色”而言还有极端派与温和派之别。即使是兼顾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内部特征的传统现实主义,也可以区分出不同的派别。例如,着名学者史蒂芬·克拉斯纳认为,至少可归纳出两种主要模式:一种是“台球观念”(the billiard ball perspective),另一种是“构造板块模式”(the tectonic plates model)(12)。前者的主要观点是,国际体系完全是由以自我为中心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国家都追求自身权力的最大化,世界政治是“零和”博弈,以军事或领土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安全是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甚或唯一目标。后者则认为,尽管国家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角色,但还有许多非国家行为体;权力分布决定了国际体系许多领域的结果,同时国家之间的互动也塑造了不同的行为模式;由于世界政治并非总是“零和”的,相互合作的机会总是经常出现。按照一位研究者的看法,尼采的NSC68号文件反映的是“台球观念”,凯南的“长电报”则代表了“构造板块模式”(13)。

这种区分很有趣,但未免过于绝对。实际上,要理解尼采与凯南战略思想的异同,我们只需要抓住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他们对威胁的看法及其所倡导的应对方式。

很显然,两份文件最大的共同点在于,都断言苏联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严重威胁和挑战,并认为美国必须迅速、果断、有效地抵抗这种威胁。然而,对于苏联挑战的性质与特点,以及美国宜采取的反应方式,两者的看法却大异其趣。

凯南的“长电报”描绘了一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竞争的战后两极格局。凯南认为,尽管苏联领导人宣称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摧毁西方,但他们并不打算直接诉诸武力对抗,因此苏联的威胁总的来说属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威胁。就西方的对策而言,凯南没有提到任何军备扩充计划,而是强调,最重要的是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必须保持生机与活力,在此基础上,采用灵活的外交政策,最终目标是促使苏联内部体制发生根本变革。凯南虽然也反对孤立主义,但他认为美国应该有选择地介入全球事务,在孤立主义传统与必要的海外干涉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因为说到底,美国尽管强大,但能力总是有限度的。简言之,凯南的战略以意识形态竞争为起点,以意识形态变革,或者——考虑到其主要依赖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手段——“和平演变”为最终目标(14)。

NSC68号文件则主要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待战后两极格局。文件同样认为,苏联的主要目标是控制整个世界。但与凯南的观点不同,文件认为苏联不仅决心用武力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而且也具备这样的军事能力,包括常规力量与核力量。因此,尼采等人主张美国在全球奉行积极、有力的介入或干涉政策,与苏联展开全面竞争。而且,对于美国自身的能力、尤其是经济承受能力,他们也远比凯南更有信心。他们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有两大支柱:一是按照美国模式来重新塑造“自由世界”,以增强西方的整体实力与凝聚力。这与凯南的观点大同小异。二是对苏联实行全面遏制。即近乎无差别的全球遏制而不是有选择的重点遏制,同时他们更强调的是基于西方全面战略优势的军事遏制,为此主张“迅速、持续地扩充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这虽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旗帜与武力威慑并用的思路,但NSC68号文件实际上倾向于认为,作为根本保障,后者可能更为重要,而这正是凯南的战略所缺乏的。总之,虽然同样强调冷战的意识形态根源,但NSC68号文件主要从军事角度来理解苏联的威胁,认为苏联的对外冒险行为与其军事能力的提升成正比,因此“自由世界”面临生存危机,美苏冷战不仅是一场“零和”博弈,也是一场生死搏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认为NSC68号文件导致了冷战的“军事化”,或者遏制的“黩武化”(Containment Militarism)(15)。

换言之,“长电报”主要关心权力分配格局对美苏关系的影响。与人们对现实主义者的笼统印象不同,凯南似乎并不把国际政治看作是“零和”博弈。他认为,通过与苏联的合作来实现双赢是有可能的。为此所奉行的基本战略,也即最有效的办法,是对苏联施加间接力量,或者说主要依靠软实力,即通过某种“社会化”进程,按照美国所期望的模式来改变或塑造苏联社会(很大程度上还包括西方世界)的信念、规范、价值体系以及领导人和社会精英的世界秩序观念。

NSC68号文件则更关注权力的军事维度。它断言,苏联实力的增长必然会削弱美国的权力,因此美苏冲突是一场非此即彼、毫无余地的政治与军事较量。在战略上,推动自由世界本身的“社会化”进程——或者不如说“美国化”程度——依然重要,但对于苏联,则主要只能依靠硬实力。只有依靠各种有形的物质手段,采取利诱与威胁、即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才有可能使苏联屈从于美国的意志(16)。

凯南从分析苏联的意图出发,试图说明军事力量上的不对称性可以被容忍,因为苏联人从其使用中得不到什么实际好处。而且,苏联领导人是谨慎的,倾向于以最小的代价、冒最小的风险追求自己的目标。凯南厌恶战争,对军事问题既非行家,似乎也颇有偏见,他甚至认为,两个师的海军陆战队就可以阻止苏联对西德的常规进攻(17)。在尼采和军方人士看来,这种轻视军事实力的倾向大大削弱了其观点的说服力,是片面和不现实的(18)。尼采认为,苏联不会轻易放过任何扩张权势的机会,正是由于西方一直低估了苏联的威胁,才使它有机可乘。

NSC68号文件则注重苏联的能力,试图说明苏联人至今尚未挑起战争,仅仅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打赢的把握。因此,无论军事优势在谁手里,美国都要做双倍的努力。有人认为这会导致苏联也加倍努力,从而导致“安全困境”。尼采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苏联的目标是最终战胜对手,因此不管美国怎么做,苏联都会尽最大的努力,美国的做法只是对这种敌对意图的反应,而不是鼓励、激发这种意图(19)。在“思想程序上”,二者也正相反。凯南倾向于按照一种关于根本利益的独立、确定的观念看待苏联威胁,认为必须、也只需遏阻敌对的工业—军事力量结合体,而且这种主张既适用于苏联,也适用于美国在一战或二战中的敌手;NSC68号文件的设计者则主要从他们对苏联威胁的看法推导出他们关于美国利益的观点,并且仅凭苏联威胁这一简单存在本身,就确认有充足理由将受到威胁的利益一概视为关键利益(20)。

3.谁更经得起历史检验

在冷战已结束近三十年后的今天,人们既可以借助更多的历史文献,也有可能秉持更加客观、超脱的立场,那么,现在看来,凯南和尼采,谁的战略主张更合理一些呢?

尼古拉斯·汤普森的结论是,“两人都对”,或者说,“两人都是某些时候非常正确,另一些时候却错得离谱”。他们对于冷战进程的影响可能也是好坏参半。从好的方面说,如果没有他们在防止全面战争方面所做的努力,“两个超级大国也许最终会迎头相撞”;从坏的方面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个“始作俑者”,“美苏也许根本不会陷入一场难以承受的军备竞赛,或者至少能够找到某种办法结束这场竞赛”(21)。

总的来说,现有证据似乎表明,西方冷战斗士们把苏联的对外目标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其实没有什么道理,克林姆林宫的对外政策动机并非基于某种统治世界的“大图谋”,因此未必注定是“自由世界”的一个死敌,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可理喻、顽固不化、一心要“埋葬”西方。把一个国家视为一台永远僵硬不变的机器,而不是一个可以随着内外环境不断演化的有机体,本身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有悖常识和逻辑。因此,尼采等人主要根据苏联的军事能力来做出“最坏假设”,并据此设计安全战略,不可避免地会夸大现实威胁,从而加剧冷战紧张局势,并导致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

不过,证据同时还表明,苏联也不是一个完全被动防御型的国家,安全目标仅限于扞卫国土,或对外行为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安全挑战的回应。实际情况也许是,一方面,苏联即使不是完全无意挑战西方,至少也是相当谨慎的,它不会冒险去做任何明显得不偿失的事。就此而论,凯南的观点不无道理。但另一方面,苏联的对外行为又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特征。如果它确信有利可图、而且不会遇到太大阻力或付出太多代价,则多半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哪怕采用武力等强制性手段(22)。就此而言,西方基于“最坏假设”所做的政治军事准备,至少有助于使苏联更加谨慎,从而避免得不偿失的冒险行为。一言以蔽之,尼采们坚信,面对一个实力强劲而又深不可测的对手,和平与安全靠的是实力,而不是运气。

凯南的遏制战略,按照其主持制定的NSC20/4号文件的表述,有两大目标:首先,是“将苏联的实力和影响力减弱到令它无法再威胁国际社会的和平、民族独立和稳定的程度”;其次,是“促使俄国现政权对国际关系的运作发生根本的变化,令其按照联合国所确定的准则和目的行事”(23)。凯南的遏制战略,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即苏联在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下终将出现内部改革。这个预言显然在短期内难以应验,一般美国人也没有这种远见和耐心。随着冷战的升级,以及朝鲜、越南等热战的发生,凯南的观点更难为主流社会所理解和接受。让凯南始终耿耿于怀的是,美国的决策者们似乎完全“误解”了“遏制”的真正含义。他尤其不同意NSC68号文件把遏制政策推向极端、使美国冷战政策走向军事化。在凯南看来,尼采显然夸大了苏联的威胁。

如果说尼采和凯南代表了两个“极端”,那么他们共同的老朋友查尔斯·波伦的立场则较为折中,如今看来似乎也更加接近现实。波伦认为克林姆林宫的政策行为更多地是为了维持自身的体制,而不是出于什么全球霸权“大图谋”。但与凯南明显不同的是,波伦同时还认为,如果苏联确信收益将远大于风险,它也有可能通过军事冒险来攫取地缘战略利益,因此,对美国和西方来说,确立强大的军事防御态势以遏阻苏联的机会主义,仍然至关重要。

约翰·加迪斯等历史学家在《国际安全研究》1980年春季号上发表文章,对杜鲁门政府的安全战略尤其是对NSC68号文件提出了许多批评。有趣的事,该期杂志还同时刊登了尼采本人对有关问题的解释(24)。

加迪斯在文章中指出,虽然NSC68号文件的制定是美国政治军事史上的一项创举,是美国政府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战略文件,但该文件的战略思想和行动建议存在着许多重要缺陷。

第一,NSC68号文件对国际秩序的认识过于悲观乃至谨小慎微。与凯南一样,NSC68号文件的设计者承认,美国国家安全有赖于国际力量均势的维系。但尼采等人认为,由于苏联没有在军事侵略与其他形式的侵略之间作出区分,其行动指南就是“削弱美国的世界地位这一简单考虑”,因此均势的平衡机制与稳定要素远比凯南所设想的更为复杂,对国际力量均势的判断不仅要看地缘环境、经济实力、军事潜能等传统因素,还要考虑到国际形象、国际地位以及国际信誉或国际声誉等因素(25)。

第二,NSC68号文件的另一个缺陷,也许是最重要的缺陷,是未能在目的与手段、利益与能力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联系。NSC68号文件对凯南遏制战略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假设(即资源有限,必须区分关键利益与边缘利益)提出了挑战。NSC68号文件认为,“自由制度在任何地方的失败就是它在所有地方的失败”(26)。而且,美国完全可以设法做到在大幅度增加防务预算的同时避免长期预算赤字或税收负担过重,因此既不应该、也无必要区分众多利益的优先等级次序。用罗伯特·洛维特当时的话说,“只要这个国家想做的事情实际上没有做不到的”(27)。在加迪斯看来,这种观点显然有悖战略思维的基本逻辑,NSC68号文件实际上是“用威胁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即认为苏联挑战所构成的世界危机已经使得所有的利益都变得至关重要、所有的代价都可以承受、所有的手段都合理了。由于把利益变成了威胁的派生物,该文件实际上在扩充手段的同时扩展了利益。

第三,NSC68号文件的另一个内在矛盾在于,它一方面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化瓦解视为美国的一项长期目标;另一方面又不加区别地把所有共产主义国家(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除外)视为具有同等危险性的敌人。它一方面期待和欢迎苏联对外政策软化的长远前景,另一方面又把苏联的退让妥协视为谈判的基本前提、甚至唯一前提。

所有这些都表明,NSC68号文件的大战略有一个根本缺陷,即未能在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之间、行动与利益或者手段与目标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联系(28)。

在同时发表的文章中,尼采着重解释了NSC68号文件产生的背景、主要政策思路及其依据,试图澄清一些常见的“误解”(29)。

尼采首先指出:“NSC68号文件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产物。”1947年莫斯科外长会议失败之后,美国政府以及主要盟国已经确信,战后世界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危险来自苏联。“整个华盛顿国家安全决策圈”,对此看法完全一致。但1947-1950年间美国和西方重建战后秩序的主要举措,几乎都仅仅涉及经济和政治领域。“北约”最初也主要被视为在欧洲防务问题上的一项政治承诺,而不是一个军事组织架构。因此,当杜鲁门政府决定重审国家安全政策时,防务与军事安全政策自然成为考虑的重点。尼采不同意加迪斯的一个主要观点,即认为NSC68号文件的政策建议过于极端,完全没有考虑到预算等方面的限制。尼采认为,事实上无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艾奇逊和他本人,都非常清楚美国在政策手段上的局限性。美国最初并不打算在台湾和南朝鲜等“非关键地区”投入更多军事资源,但朝鲜战争的爆发表明,恰恰是此前过低的预算限额使得美国没有更多选择余地。

许多人认为NSC68号文件对苏联意图的估计过于悲观(30)。对此,尼采同样不能苟同。他解释道,文件的设计者对苏联社会的最终变革同样抱有某种希望,但问题在于,人们无法坐享其成,只有当遏制战略得到长期、有效的实施,这种变革才更有可能发生。尼采也不认可NSC68号文件提出的措施导致了冷战军事化的说法。在他看来,该文件只是“从更加现实的角度指出了一些必要条件,目的是确保凯南的遏制思想能够取得成功”(31)。

4.“尼采式”战略思想的社会历史根源

保罗·尼采见证了冷战兴起、发展与终结的全过程,并在冷战后继续活跃于美国政治舞台达十余年,是战后以来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最深刻、最持久的人物之一。尼采所代表的战略观念非常具有典型性,对于理解核时代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尼采的政治生涯极为特殊,与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深厚的渊源。他认为自己的选择主要受原则而不是党派立场的支配(32)。尼采承认,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33)。

如果说实用主义、行动哲学以及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尼采政治思想的核心,那么,强大的军事实力、高度的警惕性以及基于西方联盟凝聚力与高昂士气的共同防御,则是尼采冷战战略思想的核心。

尼采始终强调,二战后的战略环境与过去已大不相同,随着核武器及其远程投射系统的出现以及美苏关系的恶化,美国已不再拥有过去那种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本土安全,因此,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一套清晰、统一和连贯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以确立自己的战略目标及其轻重缓急与优先次序(34)。过去那种各自为政的决策体制或随机应变的应对方式已经捉襟见肘。因此,他强调,NSC68号文件的真正意义和长远价值,在于对国家安全战略所做的整体思考,而不在于其中所提出的具体建议。他还认为,美苏关系以及核武器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应该成为美国战略思考和政策设计的两大重点。

尼采主持制定的NSC68号文件,是战后以来美国政策设计者和决策当局对国家安全政策首次作出的最全面、最系统的评估。其政策建议的核心,是主张通过大规模提升常规或非核军事能力,建立前沿防御体系,确立起更加全面、平衡、灵活的防御体系,摆脱对核报复力量的过度依赖。NSC68号文件所倡导的基于全面军事能力甚至全面优势的“灵活反应”原则,不仅在肯尼迪时期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标志性符号,实际上也是除艾森豪威尔政府以外,美国和北约在冷战大部分时期所奉行的基本战略原则。

尼采回忆录的合作撰写者史蒂文·里尔登认为,要全面理解尼采的战略思想,还必须了解其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信念。尼采始终将美国的价值体系及其延续置于首要地位,而不是从纯粹的技术或军事角度理解和界定所谓的“胜利”。尼采所倡导或代表的许多重要思想,实际上一直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战略的基础。例如,他所主张的通过战略平衡和“相互免受伤害”来实现军备控制,几乎是所有美国军控谈判努力的基础;他所坚持的对“有限危机”进行“非核武器反应”的观念,是美国始终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他的“以实力求安全”以及基于报复能力而非先发制人打击的稳定核均势与核威慑的观念,不仅为其后来者所认同,而且从单纯的历史观点看也是行之有效的(35)。另一位作者还指出,美国在冷战中很大程度上遵循的是尼采为遏制战略所设计的军事版本:武装自己,但从未真正打算“推回”或“击退”(roll back)苏联(36)。

尼采的政治哲学与战略主张,当然与其自身经历和所处社会历史环境有极大的关联。

尼采是冷战初期在美国外交权势集团中占主流的“旧大陆派”的代表。这种背景的美国人一般都非常重视与欧洲的联系,是所谓“大西洋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而且往往没有明确的党派立场。

一方面,尼采的思想根植于美国东部权势集团与威尔逊主义之间的精神联系,早年就深受威尔逊总统所代表的自由派国际主义观念的熏陶。这些观念包括:美国制度具有独特性;自由民主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天然的道德优越性;极权主义国家是民主国家核心价值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威胁;必须在世界上确保自由民主政制的安全,而民主国家的扩展有利于自由民主政制的安全和全球秩序的稳定,等等(37)。

但另一方面,出于对历史经验和现实环境的体认,尼采并不赞同威尔逊主义者所青睐的政策手段与冲突解决方案,认为过分相信外交、谈判、国际法、公众舆论这些东西是愚蠢和危险的。作为一个华尔街出身的精明的实用主义者,尼采在思考国家安全政策时更关心的是风险评估、成本—收益等实际问题,遵循的是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思想模式。在他看来,核武器的存在以及拥有核武器并且信奉另一种意识形态的苏联的存在,是战后世界的两大基本现实。因此,从“最坏假设”出发来制定安全战略,是一种真正的理性选择。只有实力优势尤其是军事优势,才是西方生存与安全的根本保障(38)。在充满竞争、危机和各种实际冲突的冷战时代,这种思想在西方世界是极具号召力的。

尼采的冷战观念与战略主张,从心理与思想根源上讲还可能与他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特别是他经常提到的三个“历史教训”:第一,20世纪30年代西方对纳粹德国奉行绥靖主义的惨痛经历,或日“慕尼黑教训”。尼采这一代美国政治家,大多具有深刻的“慕尼黑情结”,故而主张在苏联扩张主义羽翼未丰时就必须加以遏阻,既不能绥靖妥协,更不能袖手旁观。第二,珍珠港事件的教训。这一方面加深了尼采对孤立主义的反感;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在思考美国安全政策时,始终特别关注战略上的脆弱性问题。第三,尼采参与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所获得的第一手经验,尤其是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现场的实地考察。这一方面使他对核武器的灾难性后果有深切体会,从而把避免核大战(首先是避免美国本土遭到核打击)视为美国安全战略的一大目标(39);另一方面,也使他对核武器在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从而既强调要拥有充足的战略报复能力,保持有效、可信的战略威慑,又反对过分依赖核武器,主张同时加强西方的常规军力建设,构筑更加全面、灵活的防务体系(40)。

上述几个因素确实有助于理解尼采的战略主张,不过这些大多是与尼采这代人的历史记忆有关的早期思想背景与心理根源。不可忽视的另一个大背景或大环境,是美国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在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确立和巩固过程中的演进、固化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与对外行为的形塑作用,其中某些要素对尼采这类战略精英的影响不仅同样重要,也许还更为直接和深刻。

二、冷战格局下的美国意识形态、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

1.“历史在我们一边”:美国冷战战略的意识形态基础

欧美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屡遭挑战,但并非落日余晖;美国也并非日薄西山,帝国斜阳;美国式自由民主理念及其政治实践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和发展方向,——这些实际上是战后以来美国政治与战略精英普遍共享的政治价值观。美国战略精英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对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现实利益之间的关联及其轻重缓急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如何平衡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具体手段的选择问题,有不同的主张。

从思想层面看,以尼采为代表,战后以来美国战略与外交精英都持有一种主流战略观念,其基本特征可谓“一体两面”:既崇尚实力甚至武力,具有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同时又坚信“历史在我们一边”,具有浓烈意识形态色彩。这实际上也是战后以来美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强国或者说“新帝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一个显着特点。

NSC68号文件集中反映了这一特征。一方面,NSC68号文件主张充分动员国家资源,维持广泛的海外联盟与前沿军事存在,尤其是在和平时期保持庞大军事预算,以支撑美国及其盟国全方位、高水平的军事准备态势。另一方面,NSC68号文件的设计者们还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西方体制的“完整性与生命力”会由于苏联体制的竞争与挑战而逐步被削弱。因此,作为美国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NSC68文件把冷战冲突描绘成“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决战,把扞卫“自由”作为意识形态口号和道义旗帜。

此种战略观念非常具有典型性。如果我们对战后以来的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及其内外动因作一个大尺度、多维度的整体考察,就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对外目标与对外行为的持续扩张性质,以实力为基础的强加于人,以及经常按捺不住的单边主义倾向等特点,至少是美国进入全球霸权时期之后对外政策的基本特质,也是历史上许多“帝国”的相似之处。而美国“霸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与美国意识形态、即“美国生活方式”具有普世性与优越性的深刻信念密不可分。美国权势的扩张与美国生活方式的拓展总是相伴相生、并行不悖。美国的全球战略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强权政治思想甚至“黩武主义”倾向,其特色就在于,以“特选论”“天命观”“例外主义”等基督教核心价值观为理论基础与精神动力,以美国实力优势为物质条件,试图通过武力等强制手段来推广美国“价值”、实现美国“理想”,而不只是满足于追求一般的物质“利益”。从冷战后迅速得势的新保守派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此种战略观念的影响。主导了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那批“武装的威尔逊主义者”,其战略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武力手段与意识形态旗帜并举,与NSC68号文件的战略思想极为相似。

这就是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力图维护的是美国的“核心价值”(core values),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核心利益”(vital interests),后者更多暗示的是那些有形的、具体的、物质的东西。实际上,美国人在思考国家安全问题时,很少狭隘地将其核心价值限定在领土、经济等民族国家赖以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方面。(41)美国政治精英眼中的“国家利益”往往包含着远为广泛的东西,融合了政治权势、商业利益、军事安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考虑,举凡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民主价值观、民族认同或国家凝聚力,都在美国的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需求的范围之内。相应地,美国的对外战略也是物质与精神并重,权力尤其武力手段与道德旗帜并举。此外,还有一系列规范国际社会的国际机构与制度框架。从根本上讲,美国政治精英既是现实主义者甚至实用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懂得用权力来追求理想,只不过机宜不同,各有偏重而已。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可谓颠扑不破的真理。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既是对外部环境的反应,也有其深刻的国内根源,尽管常常贴着“海外义务”的标签,其实有时更多地是出于国内需要,同时深受其主流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影响。

NSC68号文件对美苏两种价值体系及其殊死冲突的描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就理解美国的世界观和战略观而言,这份冷战史上最着名的文件并未完全过时。美国人一向自以为讲求实际,实际上其战略缔造就始终深受其世界观的影响。而美国的世界观由多种因素造就:与“旧大陆”分离的独特地理环境;丰厚的自然遗产;移民国家的文化多样性与偏狭的地方观念;充满活力的清教伦理;“美国例外、独特”的自我形象;自以为是的道德主义倾向;与美国“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优越感有关的孤立主义情结;开疆拓土、无往不胜的历史经验,由弱到强的美国“奇迹”;等等。

亨廷顿在“孤独的超级大国”一文中指出,美国人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乐善好施、无所不能”(uniqueness,virtue and power)。正是在这三个词所表达的“美国信念”的支配下,美国在冷战后采取了一系列自以为是、强人所难的单边主义与干涉主义行为(42)。实际上,美国人还倾向于认为自己总是清白无辜,喜欢把自己的对外干涉与霸权行为解释为“替天行道”、迫不得已或者“应邀称霸”(invited hegemony),把黩武主义解释为面对威胁的正当防卫或惩恶扬善的正义之举。以NSC68号文件为例,其核心内容是全面扩充美国和西方的军事力量,由此导致了美国冷战政策和国家安全体制的军事化。而文件提出的主要理由却是,苏联可以采用任何手段、包括武力手段来达到目的,而美国出于道德考虑只是把武力当作最后手段;如果军事优势掌握在苏联手里,那就要比掌握在美国手里危险得多。因此保持“全面实力优势”是弥补“自由世界”“天生脆弱性”的唯一途径。而且,当西方的完整、活力和基本价值受到威胁时,应该“采取行动、包括使用武力来扞卫这些价值”(43)。总之,保持强大乃至占优势的军事力量,并且有决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是“自由社会无形的道德优势之有形的体现”。

美国霸权的国内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基础,尽管时常面临大大小小的各种内外危机与难题,却从来没有真正动摇过。美国人每到关键时刻,例如越战失利、冷战结束以及“9·11事件”、金融危机等问题出现后,都会展开战略辩论,目的就是想认清形势,找到方向,重建共识。而共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基础,即美国社会从来没有真正受到过挑战的相对简单划一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这就是说,美国政治精英的外交价值观、大战略层面的共识,是建立在国家或社会核心价值之上的。美国的决策者、政治精英乃至普通民众对外部事态的认知,往往受到自身所持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影响。

2.“最坏假设”:战略忧患意识与绝对安全观念

对外部威胁的性质及其轻重缓急的判断,是美国决策者制定或调整安全战略、选择政策工具和反应方式的一个重要前提。尽管美国朝野对于苏联行为的根源和苏联威胁的性质经常发生激烈争论,但总的来说,美国的决策者和政策设计者倾向于夸大苏联威胁的严重性和美苏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因此经常占上风的一种战略思维,是主张从最坏假设出发,做好最充分的准备,以应付哪怕概率极低的最坏情况。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安全观念和战略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谋求和维持绝对、全面的军事优势,追求绝对安全。

如前所言,苏联与核武器的存在,在尼采看来是战后世界的两大基本现实。在冷战时期,这也是大多数美国政治家都关心的问题。不过,他们的看法并不一致。例如,凯南自离开国务院以来,一直坚持某种对苏“和解”政策,其主张主要基于两个核心观点:首先,苏联的对外政策是防御性的,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而这种担忧根植于历史经验。其次,核武器对人类文明所构成的严重威胁,远比其威慑作用或军事价值更值得关注。与常规武器不同,核武器的使用已不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凯南的两个主要理由,在尼采看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首先,尼采认为,凯南强调的所谓“真实意图”实际上是难以确证的。没有人知道苏联的政策究竟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何况其目标和意图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而意识形态对立、战略竞争与现实利益冲突确实存在。因此,为保险起见对其意图和行为只能作最坏的估计,作最坏的打算。用尼采政策设计室下属的话说,没人知道苏联的意图是否将随着其能力的上升而发生变化,但“只有假定会这样,我们才会安全”(44)。

这其实是美国战略家们普遍持有的一种思维方式。正如西方政治哲学家们一般并不否认人性可能确实善恶兼备,然而现代西方社会的主要制度设计,却并不是出于对人性的乐观看法,而恰恰主要是基于对人类缺陷与局限性的悲观假设。苏联对西方安全和美国“生活方式”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个假设,实际上是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苏战略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能够认定苏联不是强有力的对手和敌人,而是朋友、合作伙伴或者某种无足轻重的角色,那么继续奉行对苏冷战遏制政策,就毫无道理可言、也根本没有必要了。

换言之,尼采等人并非不考虑苏联的意图。事实上,NSC68号文件明确指出,苏联的“根本意图是维持和巩固他们的绝对权力……要实现这个意图,必须不断扩展其权威并最终消灭任何有效的抵抗”。苏联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彻底颠覆或强行摧毁苏联世界之外国家的统治机器和社会结构”(45)。他们只是不能认同、或者不愿意接受凯南对苏联意图和目标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他们担心,如果把这种乐观假设作为政策出发点,可能会犯下致命的错误。实际上,尼采并未公开、直接地反驳凯南对苏联意图的具体看法,然而尼采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万一凯南的判断错了呢(46)?

尼采的担忧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在当时的条件下,美苏实际上处于某种“囚徒困境”,只能靠揣测来理解对方的意图。只有在冷战后,许多事情才有可能搞清楚。例如,约翰·加迪斯可以将自己的着作堂而皇之地题为《现在我们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史》。但即便到了今天,也还是会有人说,“现在我们仍不知道”,或者“现在我们知道更多了,但还不够”(47)。

其次,尼采承认,核武器确实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毁灭性武器,但愿永远也不会被使用。然而,正因为核打击的后果严重,同时又无法保证苏联不会使用它,美国必须拥有这种威慑力量,哪怕仅仅是为了遏阻苏联或其他核大国的冒险行为。因此,尼采认为,更加审慎和负责任的做法,是及时扩充美国和北约的常规军力,而不是谋求核裁军或者单方面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只有这样,才能够对不同形式的冲突作出相应反应,而不必过分依赖核报复战略。

实际上,战后以来,对于核时代的战略含义与核威慑的作用,美国战略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主要观点。一种以伯纳德·布罗迪等人为代表,认为由于核武器这种“终极武器”的存在,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或者核战争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一种以尼采为代表,认为核战争确实可怕,但并非不可想象,因此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保证看似“不可想象”或者难以想象的事情“确实不会发生”。

换言之,布罗迪及其支持者们实际上是认为,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暴力)的继续”这一着名论断已经过时,因为核战争将摧毁人类文明,更遑论政治。相反,尼采相信核时代的战争仍然具有政治从属性、不确定性和暴烈性,即克劳塞维茨所说的“三位一体”性质(48)。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主要分歧在于,布罗迪的支持者们认为,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基于“相互确保摧毁”(MAD)概念的威慑,在80年代乃至以后仍然是一种可行的威慑战略。尼采等人则主张依靠一种更全面的威慑战略,即保持一种能够使侵略者的军事行动没有任何成功可能性的军事能力和防卫态势。而要保证威慑的成功,就必须拥有一旦威慑失败能够作出反应的军事能力与战争意志(49)。总之,战争也并非不可避免,但这取决于人们是否为此做好了准备。军事准备是国家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许从根本上讲是关乎国家生存的最根本要素(50)。

从另一方面看,尼采以及马歇尔、艾奇逊、杜勒斯、凯南、基辛格、麦克纳马拉、舒尔茨、温伯格等众多战后美国政治家,尽管主张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发生严重分歧,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确立、巩固或维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这可以说是美国几代战略精英在大战略目标上的一个核心共识。为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常常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甚至过头的忧患意识,集中表现为总是担心自身力量的衰落或者其他大国的崛起对自己构成挑战,从而要求美国始终保持高度的国防战备状态,要求国防开支非常充裕,要求在世界范围内部署美国常规部队和战略部队。战后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所拥有的那种空前强大的世界地位,以及至今仍然拥有的超强军事地位,就思想和战略层面的因素而言,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此种战略意识或战略共识。

3.“以实力求安全”:美国战略传统的军事特征

与“最坏假设”和“绝对安全”观念密切相关,美国安全战略传统的另一大特征,是对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极度推崇。用一些美国人自己的话说,20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显着特征,就是美国既有意志也有能力超越19世纪的范围,不断扩展并运用自己的实力,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影响欧亚以及全球事务(51)。

尼采的战略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人对冷战和世界事务的反应方式。其中有一个非常清晰、一贯的核心理念:“以实力求安全”,即以实力尤其军事实力维护或谋求和平与安全。

这种理念既不新颖,也绝非曲高和寡的一家之言。它实际上是美国人所持有的安全观念与战略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也是一种经久不衰的思想传统,由美国的开国元勋肇其端,为历代众多美国政治一社会精英所珍视、承袭并发扬光大。例如,乔治·华盛顿就阐述过这一原则。1790年他在国会提出的名言系众所周知:“做好战争准备是维持和平最有效的途径之一。”19世纪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所谓“杰克逊主义”,是这一传统的突出甚至极端表现。杰克逊主义代表了美国人的军事价值观,集中表现为积极倡导拥有和运用武器的自由,高度推崇军事自豪与武力效用(52)。到了20世纪特别是冷战时期,杰克逊主义的信徒们一直是冷战中的鹰派,而且表达了一大部分公众的文化与宗教价值观。他们认为,在军事上花钱是政府最该做的事情。杰克逊主义者还经常诉诸人民主义(民粹主义),在情感上更多地依托大众而非精英,是“美国特色的现实主义者”。在世界观上,他们认为正邪不两立,强烈的爱国主义可以使他们从孤立主义者一下子变成崇尚武士精神的斗士,并且主张全力以赴的绝对战争,而不满足于有限战争。这也有助于解释一种现象,即历史上美国的公众舆论多次在要求战争方面走在政治家前面,而战争一旦爆发,舆论都会强烈支持(53)。

战后以来,这一原则虽然不断遇到来自观念与现实两方面的挑战,却变得愈发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几乎成为美国人在战略与安全问题上的思想脉搏与文化基因。

尼采是军事“优势论”的坚定支持者。“武力关系”(the correlation of forces),即相关各方的实力对比,是尼采经常使用的一个关键术语。他认为这是冷战思考的核心问题。苏联取得的任何优势都将增加对方入侵而己方投降的可能性。美国优势则意味着稳定。对于这种思想,有人不无揶揄地写道:“如果苏联领先,美国必须用双倍的努力赶超;如果美国领先,还应该用双倍努力来扩大这种领先地位。”(54)

谋求和维持战略优势,实际上也是一种经常占主流地位的美国战略思想传统,尽管这种战略传统也会随着国内外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出现升降起伏。只是由于苏联核力量的增长,美苏形成核恐怖平衡,追求优势看来不仅难以实现,还可能导致军备竞赛失控,甚至引发战略误判,因此极其危险,尼采这才转而强调“战略平衡”与“战略稳定”。即便如此,保持和巩固美国和西方的实力地位仍然是其战略思想的基石。

尼采曾经辩称,NSC68号文件是“时代的产物”。然而,尼采所说的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以实力求安全”却仍然是美国主流战略思想的一项基本原则。迄今为止,美国仍然维持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力量,其实力甚至超过了其他排名前十位的军事强国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讲,NSC68号文件并没有失效,“它还在那儿”(55)。

因此,如果美国人仍然没有安全感,那一定另有原因,绝对不是因为缺少军事实力。许多批评者指出,按照NSC68号文件的战略蓝图,美国在军事安全上耗费了数万亿美元,就算赢得了冷战胜利,也可能输掉了另一场斗争,即未能创造更多的平等与机会;相反,在国内,生活标准降低,个人自由受限,人们对未来更加沮丧;在国外,美国正在失去市场和信誉。更重要的是,美国如今还要面对各种“新型战争”或“非对称战争”,包括几乎不可能完全取胜的所谓“反恐战争”。总而言之,美国人的不安全感更加强烈了。因此,在卡拉汉看来,冷战是结束了,然而“根本没有胜利可言,只有一个失去的梦想”(56)。乔治·凯南也有同感。在他看来,冷战对抗时间太长了,太军事化了,美国的敌对政策只不过鼓励了苏联的敌对政策,从而鼓励了军备竞赛。如果有什么胜利,其社会、经济代价也太大了,对美国如此,对苏联亦然。他在一篇文章中把这种结果称之为“成功的失败”(57);1992年他在《纽约时报》发表的另一篇专栏文章,题目干脆就叫作:“老大党赢得了冷战?可笑!”(58)

尼采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思考,不仅在内容上主要涉及军事安全与防务战略,在地缘上也主要关注欧洲地区,很少考虑亚洲等其他地区的问题。在冷战时期,尼采始终坚持NSC68号文件的一些基本思想:美苏关系是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而美苏关系是两种本质上无法调和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关系;由此产生的敌对和紧张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持久威胁,只要苏联继续致力于扩张其实力、影响力和意识形态,这种威胁就不会消失;如果美国的战略目标是最终挫败苏联的意图,美苏迎头相撞即使不是必然的,也是很有可能的;因此,加强防务是美国和西方的第一优先选择。出于对苏联体制和对外行为之基本性质的认识,尼采及其崇尚实力地位和武装戒备的战略同道,一直倾向于考虑应付最坏的情况,以“宁可信其有”的“威胁预期最大化原则”来设计冷战战略,因此强调军事准备优先的原则,从而导致冷战的“军事化”,使美苏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两个超级大国陷入严重安全困境。

回顾历史,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战后以来长达七十余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始终把武备放在首位,把武力作为重要政策工具。这实际上体现了美国两党政府共享的战略观念,只不过在某些保守派战略思想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更为极端。其实,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内涵,或者说武力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历届总统都直言不讳。杜鲁门在1945年就说过,如果美国要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就必须继续做一个军事国家”(59)。70年之后,奥巴马同样宣称,美国“将永远维持自己的军事超强优势”(60)。在战后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主要安全决策文件与政策表述中,这类思想俯拾即是。虽然美国的安全战略如今对实力的界定非常广泛,理论界也有软实力、硬实力、巧实力等种种名目,但从任何一份美国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文件中都不难看出,武力作为硬实力的核心,实际上始终居于首要地位,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

这种“以实力求安全”或“以实力求和平”的思想,是美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一种现实主义安全观念和战略传统。如果说在冷战时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安会NSC68号文件,那么在冷战后时期与之遥相呼应的另一个典型,无疑就是小布什政府的安全政策。后者实际上还表明,看似矛盾然而并不奇怪的是,这种现实主义传统也可以与美国式理想主义与意识形态偏好相结合,从而蜕变为某种极端化形式。冷战后美国新保守派这批“武装的威尔逊主义者”所持有的战略观念,其特点就在于不仅追求绝对优势与绝对安全,而且倾向于用武力手段来实现美国理想、推广美国意识形态与价值观。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尼采未必认同“黩武主义”或“新军国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所生出的“怪胎”——尽管对于冷战竞争的军事化和美国本身的“军国主义化”,尼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他确实曾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保守派过从甚密,例如着名军事战略家沃尔斯泰特就是其好友和战略同道,而沃尔斯泰特在军事思想上对冷战后美国新保守派的影响,堪比列奥·施特劳斯在政治哲学上的影响。

无可否认,在尼采的战略思想与安全观念中,实力尤其是武力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在追求国家安全目标、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过程中,如何在军事上做到有备无患,如何合理地运用武力,如何看待军事力量的实际作用,包括必要时对武力的限制(即军备控制与裁军),是尼采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担任公职时主要涉及的领域。不过公平地说,尼采战略主张的核心,是“以实力求安全”,而不是“以武力来传道”或“谋霸”。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总的来说比一些研究者所刻画的“绝不妥协的强硬派”形象要更加审慎。

例如,有人认为尼采坚信“为了世界统治地位这个弥赛亚式的追求,共产党领导人什么都敢干,哪怕是核战争”(61)。实际上,尼采认为人们并不清楚、也无法了解苏联的真正意图。他不仅认为核武器只能是最后手段,也不提倡“有限核战争”,而且认为与苏联的全面战争并非不可避免。NSC68号文件所说的“最危险的年份”,并不是预言美苏战争即将爆发,而是说西方如果不改变现行政策,全面、迅速扩军,将在1949-1950年间进入最严重的战略脆弱期。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反对美军跨过三八线、过度逼近中国边境,同时他还反对使用原子弹以及任何以武力统一朝鲜的幻想。此外,他也反对美国干涉印度支那以帮助法国摆脱困境。总之,他反对一切既非至关重要、又无获胜把握,却可能让美国付出严重政治、军事或经济代价的行动。

因此,虽然冷战后时期的“新保守派”中不乏尼采的信徒或门生,例如沃尔福威茨,但尼采显然并非“新保守派”所代表的那种“黩武主义者”。总的来说,尼采是一个东部自由派国际主义者,并因此经常遭到中西部保守派孤立主义者的攻击。而且,尽管尼采始终强调武备,并曾长期主张军事“优势论”,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军事强硬派,但尼采并非那种在危机期间动辄主张奉行军事干涉主义的“主战派”。其战略思想主要立足于有备无患并确保必要时战之能胜,与新保守派对外滥用武力的“黩武主义”倾向有明显距离。就此而论,与其说他是“鹰派”,不如说是主张安全需求压倒一切的防务优先派和战略优势论者。

“最坏假设”“绝对安全”“以实力求安全”等战略思维与安全观念对于美国安全政策和对外行为的深刻和持久影响,还可以从战略文化的视角来进一步理解。

“战略文化”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仅指军事权势集团所持有的“一套有关战争之政治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之最有效的战略与行动方法的态度和信念”(62)。后者按照江忆恩的着名定义,指的是“一套整合的符号系统(如推理体系、语言、类比、隐喻等),它塑造关于军事力量在国家间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和效能的观念,进而建立起普遍、持久的大战略偏好,并为其披上实事求是的外衣,使之显得无比的务实和灵验”。而且,它是“决策者集体共享的层级化的大战略偏好,其核心假定是冲突的本质和敌人的本质”(63)。战略文化可能涉及战争与和平的经验、武力的作用、对威胁的认知、安全原则、敌人的形象、单边或多边安全态势等问题上的态度和信念。换言之,作为最基本的战略要素之一,战略文化还反映了一个国家带有根本性的安全与利益需求,构成了一国安全观的底色,并以潜在的、复杂的方式决定着战略决策(64)。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其生命历程中形成的战略思想,就其本质来说实际上是战略文化。每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地制约和限定着战略思想。战略文化是一种影响甚至限制行动选择的观念力量(65)。总之,战略文化影响国家的主导性战略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略选择,影响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柯林·格雷在“战略中的国家风格:以美国为例”一文中曾指出,美国战略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受到美国地缘政治、历史、经济和其他独特因素的影响。它提供了对战略观念和国防政策进行辩论和抉择的环境,有助于解释美国决策者过去为何做出那些选择,由于战略文化本身的延续性,也有助于理解美国当前和未来的战略选择(66)。

按照一项极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战略文化至少可划分为“冲突型”与“合作型”两大类,主要表现为对战争、冲突和暴力功效的不同认识甚至对立的观念:前者认为战争是人类事务中不可避免甚至不必避免的现象,冲突具有必然的零和性质,暴力可以有效地保护自我利益和消除安全威胁;后者的观点则正好相反(67)。虽然不能把这两种战略文化简单地与特定国家划等号,何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国家的战略文化也并非一成不变,但在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甚至一国内部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之间对上述问题也有不同的认识和偏好,从而导致安全战略或政策主张的竞争与冲突,影响国际安全共识的形成,则是不争的事实。

就此而论,美国的战略文化具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和突出的冲突型特征,反映了“西方战略文化中的冲突与暴力传统”(68)。就该类型所包含的主要方面而言,可以说美国战略文化的内核迄今未有根本性转变。美国自“9·11事件”以来,表现出以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和政权变更为特征的对外行为特征。它力图把激进的外交和军事政策与传统的犹太—基督教价值结合起来,塑造一个没有对等竞争对手的世界,为此尽管不会放弃非武力手段,但更倾向于运用军事力量。无论是打击所谓“无赖国家”,扩展民主,还是遏制其所认定的战略竞争对手,都不排除采取战争行动(69)。近些年的大量论着甚至将美国的这种“好战特征”称之为“黩武主义”或“新军国主义”(70)。表现在国家安全政策上,它有内外两层含义:对内把军事准备放在治国方略和安全战略的首要地位,对外把武力作为解决国际政治与外交问题的一种重要工具。

决策者对本国安全处境和安全威胁的认识,是他们判定国家安全利益的直接依据,因此安全观念对于安全利益的界定具有核心作用。从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主要举措来看,虽然包括政治、经济等若干方面,但核心和显着特征仍然是加强军事存在、发展同盟体系和维持大国平衡。其“绝对安全”观念在内容上看似无所不包,实际上仍具有突出的政治、军事内涵和强烈的竞争、对抗色彩。

“以实力求安全”在地缘战略上还表现为极具美国特色的军事同盟体系。联盟战略与“伙伴关系”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处于关键地位。联盟既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力量支点,也是美国霸权覆盖的核心区域。历史上的大国霸权往往直接采取武力征服领土、奴役人民、强占资源的形式,美国霸权则更多地采取“借力”的方式,通过各种军事集团、条约组织构建其联盟体系,并要求盟友在政策上协调一致,在经济上相互让步,在军事上共同分担防务责任,从而形成一个合力围堵对手的战略网络。

4.“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与美国精英政治

美国战略传统的军事特征,还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与结构性因素。其中以“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基础结构”,是一个影响最为深刻、持久的因素。这种结构塑造了美国的“寄生性帝国主义”(71)。

这种国家安全基础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就存在,甚至可以上溯至美国立国之时,但这种现象成为美国社会永久性的一部分,主要是因为二战特别是冷战。由于美国在全球冷战与军备竞赛中不断投入人力、物力与智力,军备规模和国防体制日趋庞大,全国范围内的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得以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结构,在国防与外交中起着突出作用。

“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当然不只是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中所担心的军事、工业两方复合体,也不仅是后来一些人所说的三方(加上国会议员),而是由从高额国防开支中相互受益的四方主体构成:军事机构、军工行业、依赖军工行业的州和地区的国会议员以及从事军事技术、武器研发或战略研究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界人士。军事机构的成员想获取武器设备用于防御或进攻;工商业界想扩大规模,获取利润;国会议员想让选区内的军事基地和国防工业提供就业和选票;科学家希望得到大量科研经费或通过与政府的联系而声名显赫,甚或学而优则仕。这些互补的利益发展成为一种相互依赖、合作的关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军事利益集团和“战争俱乐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得到大众的广泛认可。军事机构、工业、国会、学术团体、着名组织和名流之间密切的相互联系与支持关系,还因美国“旋转门制度”而得以不断巩固:知识精英进入政府,官员下台后主持智库,军事机构成员退休后受雇于国防工业,国防工业高管被安排到国防部重要位置。其结果是,几乎美国社会的每一部分都介入了“国防政治”,每个部分在挥霍国家资源或者分享国防红利时,都宣称它的活动有助于加强美国国家安全(72)。

尽管美国外交决策从形式上看是多种力量、多种利益相互博弈的一种“政治进程”,但在实质上却经常具有精英政治的特点,并非某些人所标榜的“多元主义”模式所能概括(73)。尼采等人所代表的一大批与美国“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关系密切、在政府进进出出的冷战精英,是塑造美国安全政策的一股重要力量。从较长的时间尺度看,这批冷战精英的政策主张,尤其是具有强烈军事特征的战略思想,即使在实践中遭受重大挫折,总是有可能重新占居上风。

例如,1950年的NSC68号文件,其基本精神再度体现在1958年的《盖瑟报告》之中,尽管没有被艾森豪威尔政府完全采纳,但最终体现在肯尼迪政府的战略调整中。再如,1972年签署的《反导条约》一直被视为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然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就将其视为推行“战略防御倡议”的一个障碍,力图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解释条约内容。冷战结束后,美国又重新启动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甚至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意在谋求战略优势、追求绝对安全。这再次说明,对于美国这样一个以“领导世界”为“使命”的帝国而言,“均势”从来都只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军控谈判本质上也是如此,用塔尔博特的话说,“军备控制是防务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74)。一旦有机可乘,美国总是按捺不住追求绝对优势的冲动,即使在核子时代也是如此。

“多元主义”论不仅夸大了美国政府各组成部分与各类非政府因素的实际作用,把以总统为核心的“内圈”、各行政部门、国会、媒体以及政治积极分子或“专注的公众”等量齐观,还由于过分夸大权力精英群体的内部矛盾,从而低估了他们在“外交决策之政治进程”中的整体作用,甚至于否认这批持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同时拥有强大政治能量的“统治精英”的存在(75)。实际上,在美国战略精英与对外政策权势集团内部,共识往往大于分歧,“内部纪律与利益共同体意识”把这些“权力精英”联为一体(76)。

就像麦克纳马拉等人对越战和美国安全战略的反思一样,美国政治精英的自我反省主要发生在他们的政策主张在实践中严重受挫之后,尤其是当他们退出华盛顿政治中心、成为“局外人”之后。当他们在台上时,似乎都没有那些“先见之明”。尽管“强硬派”与“温和派”对于苏联威胁的严重程度和美国的应对手段有不同看法,但双方并不打算就最基本的政治与战略原则展开争论,双方都同意依靠军事实力来遏制苏联以及任何对美国及其盟国安全的挑战。区别主要在于,有的主张优势论,有的主张充足论;有的强调攻势,有的偏重防御,而后一种观点主要是在内外困难时期才有较大市场。其结果,一是使冷战共识和遏制战略得以长期延续,二是使“新黩武主义”成为战后美国安全政策的一大特征(77)。这最终使美国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军事帝国”,一个在器物与技术上“武装的美国”,在精神与制度上“尚武的美国”,在对外行为上“黩武的美国”。

三、冷战进程、美国的战略选择与“霸权困境”

围绕美国的全球战略,虽然美国国内经常有所谓保守派与自由派、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争论,但旨在凭借美国实力“领导世界”、按照美国价值观“塑造世界”的全球主义始终是美国成为世界性强国之后的外交主旋律。由全球主义蜕变而来的干涉主义甚至“黩武主义”,其盛衰起伏与美国全球战略扩张与战略收缩的节奏是大致吻合的(78)。

杜鲁门政府的NSC68号文件及其全面扩军政策,使冷战走向“军事化”,大大加速了美国走向“国家安全国家”的进程。为避免因为军备负担过重而导致“国家破产”(79),艾森豪威尔政府以退为进,试图借助“大规模报复战略”实现安全与繁荣(即军事与经济)的“大平衡”。肯尼迪政府再度高调推行全面扩军政策,直至约翰逊政府走向极端、陷入越战泥潭。越战后尼克松政府又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维持均势。即便如此,“实力地位”仍然是尼克松主义的三大支柱之一(此外还有“伙伴关系”与“谈判”)。但直到卡特时期美国仍处于颓势。里根政府上台后,随着国内经济形势好转,保守主义思潮抬头,同时苏联的内外困境加剧,美国又决心“重振国威”,在“以实力求和平”的口号下开始“新冷战”,NSC68号文件的绝对安全观念又借尸还魂。“战略防御倡议”表明,美国已不再满足于美苏战略均势,试图通过建立外空防御体系来获得绝对优势,为此不惜曲解与苏联达成的《反导条约》。冷战格局骤然瓦解后,老布什政府才得以在“单极时刻”(并且在刚刚打赢海湾战争之后)“超越遏制”,试图按照美国价值观改造世界,建立一个“正义、公平竞争、抑强扶弱、持久和平”的“世界新秩序”(80)。

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出现冷战后的战略转型,咄咄逼人的“新干涉主义”使美国又开始偏离常轨。作为党派斗争激化和极端民族主义膨胀的结果,共和党把持的参议院在1999年还否决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是自1919年参议院否决同样由美国行政当局参与发起和制定的《凡尔赛条约》以来,美国国会首次拒绝批准一项重要的国际安全条约(81)。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新保守派立志“以武力追求理想”。为了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干脆直接抛弃碍手碍脚的《反导条约》。美国“单边主义”与“黩武主义”达到顶峰,结果落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奥巴马政府于是打着“变革”旗号开始“纠偏”,在中东等地实行战略收缩,在亚太搞“再平衡”。而所谓亚太“再平衡”,虽然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多重内容,最突出的还是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等举措。奥巴马既无法改变、也无意质疑美国传统的军事价值观。他甚至公开表示,即使面临削减国防预算的压力,美国也将“永远维持自己的军事超强优势”(82);而且,“美国军队天下无敌”,在未来100年内要继续充当世界领袖,“如果美国不能,没人能”(83)。

随着奥巴马新一轮大选临近,对民主党政府内外政策的批评声浪开始上升。这自然是新保守主义望眼欲穿的机会。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撰文指出:“就像一遭电击便立刻挺身坐起的死尸一样,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不断抽搐复活。”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克里米亚公投独立并加入俄罗斯、中国重申海洋领土权益、逊尼派极端势力重返伊拉克等等,只要出现全球性挫折事件,“那几张老脸”——伊拉克战争的坚定支持者迪克·切尼、保罗·沃尔福威茨、威廉·克里斯托尔、罗伯特·卡根以及“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其他成员——就会竞相在电视镜头前声称时间回到了1939年(84)。显然,新保守派势力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在2016年卷土重来。

结果令人大跌眼镜:美国人选出了有史以来最有争议、最令人困惑的一位总统。不过,非常耐人寻味的是,特朗普尽管看上去特别“非主流”“反建制”(85),从他发表的各种看似杂乱无章的奇谈怪论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其战略理念(如果可以称之为理念的话),与三十多年前的保守派战略思想,或者不如说战后以来的一种美国主流战略思想,具有某种意味深长的联系:他不仅明确声称自己是里根总统的拥趸,还原封不动地照搬了里根政府“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原则;“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与“重振国威”一说如出一辙!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因为看到美国社会某些出人意料的“变革”因素,便轻易忽视其社会政治生活所具有的显着连续性以及历史的“惯性”。美国的对外政策偏好与对外行为特征,植根于它的发展历程、政治文化与战略传统,立足于其超级强国地位,既没有因为冷战格局的瓦解而改弦更张,更不会因为政府的换届而立刻发生质变。仅就美国的军事偏好而论,安德鲁·巴塞维奇就深刻地指出:“当今美国的黩武主义在美国历史中具有深厚的根源。它代表着一种两党的事业,因此不可能在任何短期时间内消失。”(86)当然,在现实政治中,美国“黩武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伸张,说到底还是由当代国际体系特别是其军事安全结构的单极性质所决定的。

美国人生性乐观,富于创新精神,同时其政治精英又极具忧患意识,总是对自己的世界地位感到担忧。每隔几年,通常是十年左右,就会出现新一波严重的悲观情绪,关于自己的衰落论重新抬头,关于他国的威胁论也甚嚣尘上。不过总的来说,在其走向世界帝国的历史进程中,即使遭受重大挫折,似乎也总是有办法摆脱危机,转危为安,甚至经常把危机变成机遇,使自己在危机之后进入新一轮发展期。与此相关,美国社会的主流历史叙事,往往倾向于把美国的发展史看成一部“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其中还包括对军事手段之效用的高度推崇,对美国军事能力的高度自信以及美军“战无不胜”的神话。

实际上,美国的优势与霸权,既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也会产生代价。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指出的,手段与目标的平衡是国家大战略的核心问题。如果威胁被夸大,权力伸展过度,追求的目标过多,或者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承担的义务”过多,超过了实际能力,甚至于美国的“信誉”将不得不靠追求并实现过多的目标来维系,其相对实力将受到损害,其核心价值也可能面临危险(87)。梅尔文·莱弗勒指出,历史经验表明,大国的行为模式往往会受到某种不祥的惯性与驱动力的影响,导致目标与手段严重失衡,美国是否会落入这一窠臼,成为这种不良倾向的牺牲品,将取决于美国的各种利益群体、官僚机构和决策者个人能否找到一种途径,来恢复和保持外部威胁、核心价值和权力的运用之间的平衡。

立足“最坏假设”,强调实力地位,偏重军事手段,追求绝对安全,秉持道德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优越论,此类战略与安全观念的危险性在于,美国并不总是因此获利,它也有可能因为过度扩张而导致自身实力受损,甚至重蹈历史上许多大国的覆辙。后冷战时期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与尼采式战略观念密切相关,美国也时常面临着帝国“过度扩张”或“战略透支”的现实与潜在危机。当今美国在全球所遇到的许多难题,或者说正在显现的某种“帝国的困境”,都可以从冷战历史中找到根源。更重要的是,一旦与实力相当并同样抱有意识形态偏见或道德优越感的大国相遇,对抗就可能发生,整个世界都将面临巨大的危险,何来绝对安全?这也许就是美国霸权的一大悖论(88)。

当今全球格局与冷战时期已大不相同,除了在军事安全领域仍有明显的美国单极特征,在政治上早已走出东西两极结构,呈现出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在经济上也日益走出传统的南北二元结构,朝着多元、至少是三元结构的方向发展。导致此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无疑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的崛起,以及一大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出现。那么,美国将如何调整自己,以充分适应和有效应对当今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迁以及与此相关、不可避免的国际秩序变革需求?它是否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抑或仍将固守其核心理念与全球目标,以不变应万变?对此,人们只能在检视历史经验的同时,拭目以待。

注释:

①约翰·伊肯伯里:“美国的帝国野心”(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81卷第5期(2002年9-10月),第44~60页。

②安德鲁·巴塞维奇着,葛腾飞译:《美国新军国主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③约翰·麦克里兰着,彭淮栋译:《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④见加迪斯在《鹰与鸽:保罗·尼采、乔治·凯南与冷战史》一书原着封底的评语。尼古拉斯·汤普森:《鹰与鸽:保罗·尼采、乔治·凯南与冷战史》(Nicholas Thompson,The Hawk and the Dove:Paul Nitze,George Kennan,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2009年版。

⑤沃尔特·艾萨克森、埃文·托马斯:《美国智囊六人传》(Walter Isaacson and Evan Thomas,The Wise Men: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伦敦:试金石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页;威尔逊·米斯坎贝尔:《乔治·凯南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Wilson Miscamble,George F.Kennan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页;戴维·卡拉汉:《危险的能力:保罗·尼采与冷战》(David Callahan,Dangerous Capabilities:Paul Nitze and the Cold War),纽约:哈珀柯林斯1990年版,第95页;格雷格·赫金:“外交政策大航行”(Gregg Herkin,"The Great Foreign Policy Fight"),《美国遗产》(American Heritage)第37卷第3期(1988年4-5月),第73页。

⑥⑦⑧尼古拉斯·汤普森:《鹰与鸽:保罗·尼采、乔治·凯南与冷战史》,第4、72,3~4,1页。

⑨沃尔特·艾萨克森、埃文·托马斯着,王观声等译:《美国智囊六人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页。

⑩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博弈大师:保罗·尼采与核和平》(Strobe Talbott,The Master of the Game:Paul Nitze and the Nuclear Peace),纽约: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1988年版,第57页。

(11)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 68)。《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 of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50年第1卷,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77年版,第215页。

(12)史蒂芬·克拉斯纳:“机制与现实主义的限度:作为自变量的国际机制”(Stephen D.Krasner,"Regimes and the Limits of Realism:Regimes as Autonomous Variables"),《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第36卷第2期(1982年春),第497~510页。“板块构造”论原本是为了解释大陆漂移现象而发展出的一种地质学理论。

(13)(15)(16)埃夫斯塔西奥斯·T.法基奥拉斯:“凯南的长电报与国安会第68号文件:理论比较分析”("Kennan's Long Telegram and NSC-68:A Comparative Theoretical Analysis"),《东欧季刊》(East European Quarterly)第31卷第4期(1998年1月),第415~433页。

(14)保罗·Y.哈蒙德:“国安会第68号文件:重整军备的开端”,(Paul Y.Hammond,"NSC-68:Prologue to Rearmament"),沃尔特·谢林等编:《战略、政治与防务预算》(Walter Schilling,et al.,Strategy,Politics and Defence Budget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12页。

(17)尼采称这是凯南亲口所说,但凯南后来矢口否认(尼古拉斯·汤普森:《鹰与鸽:保罗·尼采、乔治·凯南与冷战史》,第301页)。

(18)“保罗·尼采致格雷格·赫金”,1985年10月17日("Paul Nitze to Gregg Herkin",October 17,1985),《尼采文件集》(Nitze Papers,Name File,Box 27,Folder 8),编号B27:F8;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对保罗·尼采的采访”,1986年9月26日("Interview with Paul Nitze",by Strobe Talbott,September 26,1986),《尼采文件集》(Nitze Papers,Box 40,Folder 10),编号B40:F10。

(19)(21)尼古拉斯·汤普森:《鹰与鸽:保罗·尼采、乔治·凯南与冷战史》,第141、378~379页。

(20)约翰·加迪斯着,时殷弘等译:《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103页。

(22)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方国家相关历史文献不断被发掘和利用,出现了大量被称为“新冷战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其中包括许多专门讨论冷战初期苏联对外政策目标的论着,此不一一列举。

(23)国安会第20/4号文件,“执行秘书关于美国抵御苏联安全威胁之目标的说明”(NSC20/4,"Note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n U.S.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the USSR To Counter Soviet Threats to U.S.Security"),1948年11月23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1948年第1卷,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8年版,第662~669页。

(24)约翰·加迪斯:“对国安会第68号文件与苏联威胁的再思考”(John Lewis Gaddis,"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 Reconsidered"),《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4卷第4期(1980年春),第164~176页。

(25)约翰·加迪斯:“对国安会第68号文件与苏联威胁的再思考”,第164~176页。

(26)国安会第68号文件,1950年4月14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1卷,第237~239页。

(27)“会议记录,政策评估小组会议”("Minutes,Policy Review Group meeting"),1950年3月16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1卷,第199页。

(28)约翰·加迪斯:“对国安会第68号文件与苏联威胁的再思考”,第164~170页;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111页。

(29)保罗·尼采:“国安会第68号文件的形成”(Paul Nitze,"The Development of NSC 68"),《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4卷第4期(1980年春),第170~176页。

(30)小萨缪尔·F.威尔士:“敲响警钟:国安会第68号文件与苏联威胁”(Wells,Jr.,"Sounding the Tocsin: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4卷第2期(1979年秋),第116~158页。

(31)詹姆斯·汉密尔顿·伊斯贝尔:《出人意料的保罗·尼采》(James Hamilton Isbell,The Unexpected Paul Nitze),阿拉巴马大学亨茨维尔分校硕士学位论文1996年;《保罗·尼采个人文集》,转引自尼古拉斯·汤普森:《鹰与鸽:保罗·尼采、乔治·凯南与冷战史》,第114页。

(32)保罗·尼采:“20世纪80年代的战略”(Paul Nitze,"Strategy in the Decade of the 1980s"),《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59卷(1980年秋),第94页;戴维·卡拉汉:《危险的能力:保罗·尼采与冷战》,第417页。

(33)保罗·尼采:《从广岛到公开化:在决策中心》(Paul H.Nitze,From Hiroshima to Glasnost:At the Center of Decision),纽约:1989年版,前言,第9页。

(34)肯尼斯·汤普森、史蒂文·里尔登主编:《保罗·尼采论国家安全与军备控制》(Kenneth Thompson and Steven Rearden,eds.,Paul H.Nitze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拉纳姆:美国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35)史蒂文·里尔登:《美国战略原则的演变:保罗·尼采与苏联挑战》(Steven L.Rearden,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trategic Doctrine:Paul Nitze and the Soviet Challenge),博尔德:韦斯特维尔出版社1984年版,序言,第9~10页。

(36)尼古拉斯·汤普森:《鹰与鸽:保罗·尼采、乔治·凯南与冷战史》,第312页。

(37)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博弈大师:保罗·尼采与核和平》,第9页;沃尔特·艾萨克森、埃文·托马斯:《美国智囊六人传》(Walter Isaacson and Evan Thomas,The Wise Men),纽约:哈珀柯林斯1990年版,第26~35页。

(38)乔希·尤谢伊:《保罗·尼采与美国冷战战略(1949~1953)》(Josh Ushay,Paul H.Nitze an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1949~1953),昆士兰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45页。http://eprints.qut.edu.au/16228/,2011-10-28/2015-10-01。

(39)乔希·尤谢伊:《保罗·尼采与美国冷战战略(1949~1953)》,第18页。

(40)保罗·尼采:《从广岛到公开化》,第25~45页;“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所获得的教训”("lessons Learned Through USSBS"),《尼采文件集》(Nitze Papers,Subject File,Box 131,Folder 4),编号B131:F4。

(41)这也是一些美国外交史学者的看法,参见梅尔文·莱弗勒:“国家安全、核心价值与权力”(Melvyn P.Leffler,"National Security,Core Value,and Power"),迈克尔·亨特等编:《解释美国对外关系史》(Michael Hogan and Thomas Paterson,eds.,Expla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206页。

(42)萨缪尔·亨廷顿:“孤独的超级大国”(Samuel 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78卷第2期(1999年3-4月),第35~50页。

(43)国安会第68号文件,1950年4月14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1卷,第218~219、229页。

(44)1951年8月17日,“NSC68号文件评估”("Review of NSC 68"),政策设计室档案(PPS Record,Record Copies,Box 69)。

(45)《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1卷,第238~240页。

(46)“国务院—国防部评估小组第二次会议”(" Meeting of State-Defense Policy Review Group"),1950年3月2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1卷,第177页;“查尔斯·伯顿·马歇尔致乔治·凯南”("Charles Burton Marshall to George Kennan"),1978年2月22日,《尼采文件集》(Nitze Papers,Name File,Box 29,Folder 5),编号B29:F5;“保罗·尼采致路易斯·哈利”("Paul Nitze to Louis Halle"),1983年11月10日,《尼采文件集》(Nitze Papers,Name File,Box 29,Folder 5),编号B29:F5。

(47)约翰·加迪斯:《我们现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史》(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理查德·勒博:“我们还是不知道”(Richard N.Lebow,"We Still Don't Know"),《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22卷第4期(1998年秋),第627~632页;梅尔文·莱弗勒:“冷战:‘我们现在知道了’什么”(Melvyn P.Leffler,"The Cold War:What Do 'We Now Know'"),《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04卷第2期(1999年4月),第501~524页;尼尔·阿舍森:“赫鲁晓夫的秘密”(Neal Ascherson,"Khrushchev's Secret"),《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第19卷第20期(1997年10月16日),第26~28页。

(48)(49)保罗·尼采:“军事力量:一种战略观点”(Paul H.Nitze,"Military Power:A Strategic View")《弗莱彻论坛》(Fletcher Forum)第5期(1981年冬),第154页。

(50)肯尼斯·汤普森、史蒂文·里尔登主编:《保罗·尼采论国家安全与军备控制》,第79页。

(51)丹尼斯·梅里尔、托马斯·帕特森主编:《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问题》第2卷《1914年以来》(Dennis Merrill and Thomas Paterson,eds.,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Vol.II:Since 1914),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2000年版,第26页。

(52)(53)沃尔特·米德着,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92~95,236~237、252页。

(54)尼古拉斯·汤普森:《鹰与鸽:保罗·尼采、乔治·凯南与冷战史》,第140页。

(55)(56)戴维·卡拉汉:《危险的能力》,第504页。

(57)乔治·凯南:“成功的失败”(George Kennan,"The Failure of Our Success"),《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94-03-14。

(58)乔治·凯南:“老大党赢得了冷战?可笑!”(George Kennan,"The G.P.O.Won the Cold War? Ridiculous"),《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92-10-28。

(59)尤金·维特科普夫等编:《美国对外政策:模式与进程》(Eugene R.Wittkopf,et al,eds.,American Foreign Policy:Patterns and Process),坎布里奇:沃兹沃思2003年第6版,第75页。

(60)“奥巴马在美国海军学院2013届毕业典礼演讲”,2013年5月24日。http://www.putclub.com/html/ability/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exercise/Education/2013/0806/74277.html,2013-08-06/2015-06-01;“奥巴马在西点军校2014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2014年5月28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language_tips/news/2014-05/30/content_17555058_4.htm,2014-05-30/2015-06-01。

(61)迈克尔·霍根:《铁十字:哈里·杜鲁门与国家安全国家的起源(1945-1954)》(Michael Hogan,A Cross of Iron:Harry S.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1945-1954),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博弈大师:保罗·尼采与核和平》,第17页。

(62)伊扎克·克莱因:“一种战略文化理论”(Yitzhak Klein,"A Theory of Strategic Culture"),《比较战略》(Comparative Strategy)第10卷第2期(1991年1~3月),第5页。

(63)江忆恩:“思考战略文化”(Alastair Iain Johnston,"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19卷第4期(1995年春),第46页;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前言第9页。

(64)肯·布斯、拉塞尔·特洛德编:《亚太地区的战略文化》(Ken Booth and Russel Trood,eds.,Strategic Cultur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亨斯米尔斯:麦克米兰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371页。

(65)李际均:《论战略》,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66)科林·格雷:“战略的国家风格:以美国为例”(Colin Gray,"National Style in Strategy:An American Example"),《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6卷第2期(1981年秋),第22页。

(67)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5页。

(68)宫玉振:《中国战略文化解析》,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69)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章。

(70)例如,安德鲁·巴塞维奇着,葛腾飞译:《美国新军国主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迈克尔·曼:《紊乱的帝国》(Michael Mann,Incoherent Empire),伦敦:维索出版社2003年版;伊斯梅尔·侯赛因—扎德:《黩武主义的政治经济学》(Ismael Hossein-zadeh,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Militarism),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2006年版;查默斯·约翰逊:《帝国的悲哀:黩武主义、保密与共和国的终结》(Chalmers Johnson,The Sorrow of Empire:Militarism,Secrecy,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纽约:大都会图书2004年版。

(71)伊斯梅尔·侯赛因-扎德:《黩武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前言部分。

(72)石斌:《美国“黩武主义”探源》,《外交评论》2014年第4期,第78~106页。

(73)冷战精英的“多元论”在1960年的一本代表作,见罗杰·希尔斯曼:《推动一个国家》(Roger Hilsman,To Move a Nation),纽约:道布尔迪1964年版,第542~544、147页。

(74)文章作者是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见《时代周刊》(Time),1983-04-18,第17页。

(75)罗杰·希尔斯曼:《推动一个国家》,第147页。

(76)C.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C.Wright Mills,The Power Elit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83页。

(77)约翰·多诺万:《冷战斗士:决策精英》(John C.Donovan,The Cold Warriors:A Policy-making Elite),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希思公司1974年版,第147页。

(78)参见石斌:《美国“黩武主义”探源》,《外交评论》2014年第4期,第78~106页。

(79)1953年3月31日,讨论备忘录,“国安会特别会议”(March 31,1953,Memo of Discussion,"Speci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1952~1954,第2卷,第264~281。

(80)迈克尔·曼:《紊乱的帝国》,第1页。

(81)参见时殷弘、崔建树:《美国极端民族主义——评美国参议院否决全面核禁试条约》,《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12期,第59~62页。

(82)“奥巴马在美国海军学院2013届毕业典礼演讲”,2013年5月24日。http://www.putclub.com/html/ability/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exercise/Education/2013/0806/74277.html,2013-08-06/2015-06-01。

(83)“奥巴马在西点军校2014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2014年5月28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language_tips/news/2014-05/30/content_17555058_4.htm,2014-05-30/2015-06-01。

(84)爱德华·卢斯:“美国新保守主义再次复活”,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929,2014-06-26/2015-05-02。

(85)不知何故,“权势集团”(establishment)这个已在汉语中习用数十年的说法,近些年突然变成了不痛不痒的“建制派”。特别是就美国政治、社会与外交领域的精英群体而言,“权势集团”远比“建制派”更达意、更一针见血。

(86)安德鲁·巴塞维奇:《美国新军国主义》(Andrew Bacevich,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How Americans Are Seduced by War),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87)保罗·肯尼迪着,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北京:求是出版社1988年版,第623~648页。

(88)参见石斌:《美国“黩武主义”探源》,《外交评论》2014年第4期,第78~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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